这种复杂的局面给孙杨团队不小的压力，其中法律团队责任重大。作为局外人，我不想对其中律师具体的作为进行过多的评价，公开的仲裁视频、诉讼文书已被专业人士加以点评，除大家看得见的问题以外，想必律师的有些作为也有其客观的难处，不为我们所知。这里不谈操作技术，暂对案件的策略提几点局外人的看法。

我想一个争议进入诉讼、仲裁程序，必然是多方较量的结果，是利害关系方的策略抉择，或主动，或被动。要想避免、减少损失，获取最大的利益，必然要做通盘的考量。所以，越是重大、疑难的案件，越需要做宏观分析，做策略安排。律师是法律专业人士，但在解决争议时不要把自己定位为单纯的法律技术操作者，我一直提倡律师要有大格局，要“俯视”案件，这样会更有助于发挥专业作用，更有效维护客户的权益。

这个案件发生在体育名人身上，而他的身份具有特殊意义，注定了他不是普通的当事人，争议自开始就被舆论裹挟，一波三折，已经表明这一定是一个长期、复杂的过程。“上兵伐谋”，对这个案子需要在谋略上下功夫，谋的基础是自己掌握的信息，和对信息的梳理结果。

像孙杨这个案件，我想律师事前参加也好，程序中介入也罢，第一个基础工作当然是迅速了解案情，梳理影响事件进程的相关因素，作出预判，这个摸底的过程，一定不要限于法律角度。如果我们疏于这种分析，未能对案件特点有一个清晰的描述，就无法作出应有的独立判断，给出自己合适的定位，必将导致后面的工作被动。从仲裁结束后律师的声明来看，这个摸底工作是认真做了，但对案件特征似乎抓的不够到位，法律团队的定位值得商榷，而于道德、政治角度上的策略已淡化案件的法律特征，无法释疑，由此反倒激起公众对专业操作上的质疑，对孙杨的不信任加剧，法律团队也受到伤害。

另一个方面，即上述分析基础工作后要做的事，就是对法律团队的评估和组建。在重大案件中，多个律师所和其他相关学者、专家参加组队的情况已不少见，尽管出场的只有一两个人，但后方往往有一批提供支持的队友。这样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案件，对手相当强大，所以一定要组建有足够覆盖能力的法律团队。尽管有孙杨母亲就团队发表的声明，我还是不了解此案团队组建情况，只能根据经验提出建议，如果现有团队认为该争议涉及到多个法律专业领域，而自己的力量有限，要考虑主动提出帮助组建多方法律团队，尤其需要有熟悉国际体育仲裁、体育法的律师和其他法律专家，在法律外领域，如果认为有合适的专业顾问，律师也可以提出来。

进入仲裁程序后的策略，当然是工作的重点，对于申请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、国际泳联及相关证人方面可能采取的策略要预测、评估，这是基础工作，姑且不谈内容，不同团队的区别就在于这项工作是否精细，是否能够反复推敲。出庭方案的制订和实施，最受关注、最易引起争议。这个案件仲裁的规则和我们熟知的本土法系的庭上规则不同，由律师主导的交叉询问程序对案件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。我不了解具体的准备工作，从有限的开庭资料来回顾总结，这几个方面的策略安排是必要的：熟悉国际体育仲裁规则和相关案例；同有关仲裁专家研究具体应对方案；对被申请人孙杨和她的母亲（证人）等给以充分的出庭技巧辅导；详细设计有关交叉询问方案；选择、申请证人出庭（如果需要）；考虑在庭上适当合法干预对方律师的发问；注意与被申请人指定的仲裁员、其他仲裁员形成良好互动等等。

应对媒体，利用传媒进行辩护，也是这类案件的一种策略。这次仲裁前后，孙杨的律师团队多次发声。国内一些律师习惯高调面对媒体，我提倡律师面对媒体要更多展现专业态度，话不要说满，避免过多的激情。这个案件有强大的后盾，目标一致对外，律师面对国际媒体发声自然更有底气。那份声明应当不是律师一个人的意见，但我希望法律团队能够努力做好相关说服工作。

最后提出一个策略问题，律师在疑难案件中如何于应对方案上与委托人达成共识？这也需要做策略设计。在这起案件进入仲裁程序前，已经是一个具有法律特征的争议案件，各方已经开始准备法律方案，从案件结束后的信息看，大团队内对于策略还是有分歧。不管孙杨有怎样的个性，他所处的位置使得法律团队不得不考虑多方的立场和诉求，所提出的应对方案必须做到合法、合理、可行。当然，律师当然要全力维护自己委托人的权益，但来自个人、家庭、单位、亲友的要求和建议，会贯穿代理工作始终。我想律师在设计法律方案时，必要时应当固执己见，及时提示那些“外行”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，说服他们。我认为律师不要迁就可能酿成后果的不利方案，委托人过度的自信，一时的痛快和愉悦，可能会换来其长久的痛苦。

初步观察孙杨这起案件，我最大的感触是策略方面。我想起自己经常提及的观点：每一位律师在接触案件时，不要总是急于达成委托协议，一定要审视这个案件，多一点战略眼光，在案情研究、团队组建、客户沟通和媒体应对等各方面多作策略分析，在执行中也不要只顾埋头拉车，要适时站起来，把路线看好。